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簡述中國”基本陳列，仿佛推開一道時光之門。曾被古人捧于手中的簡牘在柔和燈光下靜靜陳列，兩千年前的駝鈴與風沙如在耳畔，一幅生動的邊塞生活畫卷呈現在眼前。

　　“簡述絲路”展廳內，以長安為起點的千年絲路脈絡清晰鋪展。自漢代開辟絲路、設河西四郡、據玉門陽關，國家意志便沿著隴東、河西、西域的古道延伸，不僅使東西文明在此交融碰撞，更將西域納入中原王朝版圖，讓中央對邊疆的管轄落地生根。在這條絲路古道上，懸泉置是西漢敦煌郡下轄九座驛置中最鮮活的“見證者”。它既是傳遞政令、轉送郵件的驛路樞紐，更是接待西域賓客的“大漢國賓館”。康居、大月氏、烏孫、樓蘭的王公貴族與使者，都曾在此歇腳。在存續的四百多年時光里，它與沿途的軍事戍堡、烽火臺彼此呼應、相互補給，共同守護著邊疆安穩。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大量漢簡，為這段歷史寫下了最詳實的注腳，其中《過長羅侯費用簿》尤為珍貴。

　　甘肅簡牘博物館內展陳

　　這本由18枚木簡組成的賬簿，每簡長約23厘米、寬約0.8厘米，記錄了西漢元康年間長羅侯常惠出使烏孫時的接待細節。常惠曾隨蘇武一同出使匈奴被困十九年持節不失并留下了“鴻雁傳書”的典故，回到漢朝后他四度出使西域，是大漢經略西域的核心人物，《漢書》評價他“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彼時烏孫首領翁歸靡上書請求立解憂公主之子元貴靡為王儲，并盼與大漢親上加親，漢宣帝遂選解憂侄女相夫為公主，命常惠送親。從時間上看，《過長羅侯費用簿》應正是常惠送相夫公主前往烏孫和親途經懸泉置時留下的“后勤檔案”。

　　為招待常惠一行384人，懸泉置備下牛、羊、雞、魚、酒等豐盛食物，以高規格接待支撐國家“斷匈奴右臂”的和親戰略。費用簿上的幾處細節引人注意：“入羊五其二羔三大羊”并沒有被籠統記作“羊五”，大羊體型大適用于批量接待確保肉量充足，羔羊肉質鮮嫩相對稀缺彰顯禮遇，二者用途和價值不同，物資分類精準，記錄細致嚴謹。“以過長羅侯軍長吏具”明確標注物資專用于常惠軍隊與屬官，物資用途明確。有意思的是，這本賬簿將過往人數、物資數量、接待對象一一列明，卻對常惠此行的使命只字未提，漢代驛置不越權探問公務機密的紀律躍然“簡”上。這份看似瑣碎的賬簿，不僅為研究懸泉置的功能和經費物品收支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更成為研究西漢王朝的西域政治，特別是與烏孫關系的重要史料，讓千年后的我們仍能透過簡牘上的墨跡窺見絲路古道上的生動故事。

　　漢代傳馬簡

　　除了細致的飲食記錄，懸泉置漢簡中關于“傳馬”這一漢代重要交通工具的記載，同樣透露出諸多歷史細節。作為開拓疆域的重要戰略物資，馬在漢代被廣泛用于驛傳交通、長城防御、軍事征戰與民族和親等方面，地位舉足輕重，漢政府對馬匹的管控與養護因此極為嚴格。懸泉置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關鍵驛置，馬更是其運轉的核心“齒輪”之一。

　　懸泉漢簡對驛置馬匹的登記并非簡單計數，而是為每匹馬建立了詳盡的身份檔案——傳馬名籍簡，從毛色、專屬標識，到齒齡、身高，再到個性化名字，每一項信息都精準勾勒出它的專屬身份。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精細化登記是驛置記錄所有馬匹的常規操作。無論是日常傳遞公文的普通傳馬，還是接待重要人物的專用馬，都嚴格遵循同一建檔標準。

　　除了記錄馬匹身份的傳馬名籍簡，懸泉置還出土了多類與馬相關的文書，傳馬日作簿記錄馬匹日常工作情況，疾病爰書記載馬匹病癥與治療過程，傳馬病死爰書需詳細勘驗馬匹死亡情況并留存記錄，傳馬骨肉買賣文書則登記馬匹骨肉售賣事宜。例如，“騅、牡、左剽、入坐、肥，齒二歲，高三尺一寸，□□□□送日逐王乘至冥安，病死，即與御張乃始、冷定雜診，馬死，毋兵刃木索跡，病死，審證之”，詳細記錄下這匹傳馬在參與匈奴日逐王歸漢這一改寫漢匈關系的重大事件過程中病死。通常來說，面對馬匹的死亡，相關人員不僅要詳細記錄其身份信息、疾病特征、治療過程，還需三名官吏同時在場見證，確認馬匹確系病死，完成這些程序后才能上報郡府，且必須將馬的筋、齒、耳等重點部位一并上交作為旁證，從制度上杜絕“挪用公馬”的可能。

　　當我們將歷史的刻度放大，簡牘上短短幾字瞬間沉淀出千鈞重量。驛路風沙里疾馳的馬蹄、戍邊寒夜里滾燙的熱血，這些故事里，既有常惠等歷史人物與重大事件的深刻交織，也閃耀著無數官吏、驛卒、戍邊者一生堅守的微光。（徐瑩瑩  常燕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