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里仁》有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孔子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他沒有見過崇尚仁的人，也沒有見過厭惡不仁的人，而是說現實中，少有既崇尚并踐行仁，又能對不仁的事情、現象明確表達厭惡的人。

　　具體到個人的品行，突出地表現在，一方面，自己既認可并努力追求好的品行，卻又抵御不住不良誘惑和侵蝕。另一方面，對他人身上存在的不好方面，只要不牽涉自己的利益，就不管不問。好仁，人之天性也；惡不仁，則需要“用力克己”，尤其難也。

　　且不說普通人，即便是受孔子教育多年的弟子，能同時做到“好仁惡不仁”的也寥寥無幾。孔門十哲之一的子貢，自視甚高，喜歡“方人”，即喜歡拿自己的優點跟他人的缺點作對比，讓孔子發出了“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的感嘆。而孔子大抵是一個既好仁又惡不仁的人，他之所以離開魯國，顛沛流離地周游列國，是因為他在落魄時不會為了當官而與不仁者同流合污。相反，他在掌握權力之后敢于向不仁者進行斗爭。

　　這句話或許只是出于孔子的經驗總結，卻深刻點出了關于仁不可或缺的兩個維度。歷史上各個朝代并沒有參透“好仁”“惡不仁”的辯證關系，選人用人有時只注重前者而忽視后者。于是大講仁義道德，但忙于不堪之事的有之；只顧所謂的清譽，對同僚、下屬和身邊人的種種丑行不加干涉的也大有人在。前者的問題因顯而易見，不勝枚舉。后者雖迷惑性更大，也早為智者所識破，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曾借閻羅王的口，斥責這些人“公一身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

　　中國共產黨人將“好仁”的赤誠追求與“惡不仁”的斗爭精神，融入管黨治黨要求之中。毛澤東同志深刻認識到一些共產黨人身上的舊作風、舊習氣，承認“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還曾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指出某些問題，“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結果是有害于團體，也有害于個人”。我們黨開出的藥方，就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既要時刻檢省自身的問題，也要實事求是地指出同志身上的問題，認真對待同志對自己的批評。共產黨是不怕批評的，而且“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

　　高談闊論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性，行動上卻干著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事情，這樣的人顯然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新征程上，只有同志間經常紅臉出汗，把問題解決在萌芽，黨的隊伍才能越來越強，真正肩負起黨和人民賦予的使命任務。（徐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