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玉雷

　　我首先介紹一下這次玉文化活動的緣起。

　　其一，昆侖文化研究進入新的階段。昆侖文化本來就是傳統文化中的“顯學”，近年來，史前考古、研究成果的不斷積累，給昆侖文化提供更多、更重要的新內容，正如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資深教授、神話學研究院首席專家葉舒憲先生在《原始昆侖的人證物證》（《光明日報》，2025.9.29）一文中說：“文學人類學團隊十七次玉路考察結果，得出5.0版的西玉東輸史。可以從我國西部玉礦脈開發并輸送中原的年代表，重新審視原始昆侖系列之山的多米諾生成順序：1.武山縣鴛鴦山墨綠色蛇紋石玉，約5500年前；2.臨洮馬銜山玉，約4100年前；3.祁連山酒泉黑河（弱水）玉，約3800年前；4.祁連山敦煌三危山玉，約3500年前；5.肅北馬鬃山玉，約3500年前。這五個出玉、用玉的古玉礦遺址，全部在新疆以東的甘肅，并從上五千年貫穿到下五千年。它們才是如今可用物證得到實證的原始昆侖所在。”2015年，我們組織的第四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重要成果是葉舒憲先生提出“玉出二馬岡”（馬銜山、馬鬃山），2024年7月和8月，第十七次玉帛之路考察后半段，主針對蘭州榆中玉石崖子玉礦開展調查。可以說，這次考察，是對第四次、第十七次玉帛之路考察的重要補充，也是2024年4月13日啟動的“巡禮馬銜山活動”的繼續和對昆侖文化研究與文物相結合的推進。

　　其二，陳克恭教授新近出版的《方圓統一論》為昆侖文化研究注入了堅實的科學內容。昆侖文化源于觀象授時的現實基礎，《周髀算經》注釋中提到，太陽日行的圖像也就構成了昆侖形狀，其本作圓形，而最初形制規劃即是體現二分二至日行軌跡的三天或三圓（馮時），進而形成古老的“天圓地方”思想觀念。方圓符號（昆侖）根脈源于先民對天體的崇拜，是昆侖文化核心內容。《呂氏春秋·圓道》篇闡釋方圓內涵：“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對方圓關系，中國先民在距今7000年前就已有成熟表達，承載物以彩陶為主，玉器為輔；距今5000年前，隨著“歐亞大陸草原-綠洲之路”開通，華夏文明在國際文化大交流背景下迅速發展，“玉器時代”（距今5000—4000年）拉開帷幕，以玉器為核心，以彩陶、青銅器、綠松石等為輔，并且在建筑和墓葬中也有呈現；距今4000年前后，方圓文化符號（昆侖）與現實地理中的大山結合，形成以玉文化為標志的一批西部產玉大山、昆侖神話地望及中華民族圣山——昆侖山。今新疆昆侖山系漢武帝欽定，而此前，古人曾以隴山、祁連山、馬銜山、三危山、馬鬃山、岷山、賀蘭山等同玉文化相關的名山為昆侖神話中的現實地理地望。長期以來，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些問題因為無法得到科學實證而飽受質疑。陳克恭教授在《方圓統一論》中提到，方圓被視為人類理性的起點，與日地關系中的黃赤交角形成奇妙呼應，在該書本體論部分認為勾股定理被視為方圓接續無窮的底層邏輯，印證了“數之法出于圓方”的古老智慧。可以說，《方圓統一論》為昆侖文化研究和傳統文化闡釋、繼承和弘揚都將產生較大影響。

　　其三，昆侖文化考古和研究成果為國家昆侖文化公園建設提供可靠的學術支撐。目前，國家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等文化公園正在建設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原黨委書記、國家文化公園專家咨詢委員會總協調人韓子勇先生認為，如果繼續增列這份名單，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包括以南方絲綢之路為代表的“藏羌彝走廊”、昆侖（包括青藏高原）等，都可能是潛在候選對象。2025年9月15日，國家文物局舉行新聞發布會，確認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扎陵湖鄉卓讓村的石刻為秦代石刻，并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至此，持續三個多月的“現象級文化事件”塵埃落定。刻石及其內容不僅再次擴展了關于秦統一后秦王朝活動范圍的認識，為上古“昆侖”方位提供了新證據，而且對秦王朝與青藏高原地區經濟文化交流、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進程等問題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昆侖文化在中華文明中處于核心地位，隴山、秦嶺、祁連山、馬銜山、三危山、馬鬃山等產玉之山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在新的歷史時期，必將在“進一步加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整體性、系統性保護，切實提高遺產保護能力和水平，守護好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和自然珍寶”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是為此，我們舉辦這次玉文化活動，期望助推文博事業和社會經濟發展！

　　作者簡介，馮玉雷，本次活動學術主持，西北師大甘肅文化發展研究院教授、一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