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春燕

　　敦煌學與西北歷史文化研究歷來是中國史學界的“顯學”，但其浩瀚的文獻、復雜的議題常令研究者望而卻步。李并成的《敦煌文獻與西北歷史文化研究》（《甘肅文史集萃》第一輯），以敦煌文書為核心，結合實地考察與多學科視角，為這一領域增添了一部兼具實證厚度與思想深度的學術專著。作為本書的責任編輯，從第一次細讀作品開始，既能感受到作者深耕西北史數十年的學術積淀，更能體會到其對文化傳承的擔當。

　　立足文獻與實證

　　以實證筑牢學術根基。學術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言之有物”，而敦煌學的核心價值恰在于對敦煌遺書、漢簡、壁畫等一手資料的挖掘與解讀。李并成的研究始終以“文獻為基、實地為證”，這一特點貫穿全書，成為本書最鮮明的學術底色。在“敦煌學研究”部分，作者對《沙州城土鏡》的考釋堪稱典范。為還原唐五代時期敦煌的地理面貌，他不僅逐句校勘文書內容，更“經過多次實地踏查”，將文書中記載的“甘泉”“貳師泉”“東鹽池”等地理坐標與今敦煌黨河、懸泉遺址、五墩鄉鹽池等實地遺存對應，糾正了以往對“西鹽池”“玉女泉”方位的誤判。同樣，在“居延漢簡里程簡地理調查與考釋”中，作者以E·P·T59：582簡為核心，結合居延破城子遺址出土簡牘，對漢代刪丹、日勒、屋蘭等縣城址進行定位，甚至通過步測古城殘垣、采集漢陶片與錢幣，確證今山丹縣五里墩古城為漢日勒縣城。這種“讓文獻落地、讓遺址說話”的研究方法，正是西北史地研究最需傳承的學術傳統。此外，本書對敦煌遺書中“鏡”類文獻的系統梳理，填補了學界空白。作者從敦煌文書中的《沙州城土鏡》《書儀鏡》出發，上溯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中的“鏡”類著作，下及《崇文總目》《四庫全書》的著錄，厘清了“鏡”類文獻“簡本指南、鑒古資今”的體裁特征，糾正了以往將“鏡”僅等同于“境”的片面解讀。這一研究不僅依賴敦煌文書的異文比對，更需對經史子集“鏡”類文獻的系統爬梳，其文獻功夫之深可見一斑。

　　突破既有范式

　　以創見拓展研究邊界。敦煌學研究常受限于“碎片化”解讀，或困于“定論”的束縛，而本書的諸多論述恰恰展現了“破立并舉”的學術勇氣，在既有研究基礎上開辟新視角。關于“敦煌”得名的考證，作者結合《漢書·西域傳》《后漢書·班勇傳》等史料，提出“敦煌得名的‘原生性’在于西域開拓及絲綢之路開辟”的核心觀點——漢武帝設敦煌郡，并非因當地“規模盛大”，而是因其“廣開西域”的戰略地位，李吉甫“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的記載恰是關鍵佐證。這一解讀跳出了“就地名論地名”的局限，將“敦煌”置于漢王朝經略西域的宏觀歷史中，更貼合敦煌作為絲路“咽喉”的本質屬性。在“敦煌歸義軍曹氏統治者族屬”這一爭議議題上，作者更是直面“粟特后裔說”，以扎實的文獻證據提出商榷。通過梳理《曹通神道碑》《曹良才邈真贊》等文書，指出曹氏家族郡望為“譙郡”，且與東漢敦煌大族曹全、唐初瓜州將領曹通一脈相承；再結合莫高窟第98窟曹氏供養像“臉圓面闊、鼻梁較平”的漢人相貌特征，以及曹氏與敦煌漢族著姓索、陰、翟氏的通婚關系，還原了歸義軍政權“以漢族為主體”的歷史原貌。這種“以證據駁論點”的學術對話，彰顯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治學精神。

　　貫通歷史與現實

　　以文化激活時代價值。學術研究不應止于“象牙塔”，更需為當代文化傳承提供啟示。本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厘清歷史議題，更在于通過對西北歷史文化的解讀，為今天的文化保護、生態建設提供鏡鑒。在“敦煌資料中有關遵循自然節律保護環境的哲理”一章中，作者從敦煌懸泉漢簡《四時月令詔條》的“孟春禁止伐木”“季春毋彈射飛鳥”記載，到唐五代敦煌“平水”官職（掌公平配水）的設置，再到莫高窟壁畫中“放生”“護林”的圖像，提煉出古代敦煌“順時禁伐、均水護生”的生態智慧。這種智慧對今日西北干旱區的生態保護仍具現實意義，讓歷史與現實在此形成呼應。而書中對敦煌歲時習俗的還原，更讓“冷門”的歷史研究貼近大眾。作者從《歸義軍衙內面油破用歷》中“寒食節用面五十三石、油一石七斗”的記載，還原歸義軍時期“細供宴飲、踏歌設樂”的熱鬧場景；從《辛巳年某寺破歷》中“正月十五影燈用油三升”的記錄，勾勒出敦煌上元節“千燈萬盞、佛俗同樂”的盛景。這些細節讓今天的讀者得以觸摸古代西北民眾的生活溫度，為敦煌文化的活態傳承提供了豐富素材。附錄部分的一些文章，更體現了作者“以史鑒今”的擔當。從敦煌作為絲路“國際都會”的歷史經驗，到今日甘肅深度融入共建“一帶一路”的路徑思考，書中的研究始終圍繞“西北文化如何為當代服務”這一核心，讓學術成果真正“走出書齋”。

　　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

　　作為《甘肅文史集萃》第一輯收錄的著作，本書的編纂質量同樣值得稱道。從排版形式上看，對文書卷號、史料出處（如《后漢書·班勇傳》《元和郡縣圖志》）的標注規范，既幫助入門讀者理解背景，也為進階研究者提供了學術索引。從內容結構看，全書分為“敦煌學研究”“西北歷史文化研究”“附錄”三部分，邏輯層次清晰：前兩部分聚焦歷史議題，從敦煌微觀問題（如“鏡”類文獻）延伸至西北宏觀歷史（如河西人地關系）；附錄部分則連接現實，形成“歷史—現實”的完整閉環。這種結構既符合學術著作的嚴謹性，又避免了“碎片化”閱讀的混亂，兼顧了專業研究者與文化愛好者的需求。

　　總之，《敦煌文獻與西北歷史文化研究》是一部“慢工出細活”的學術專著，作者沉下心來對敦煌與西北歷史的核心問題進行深耕；以“文獻+實地”的實證精神，為每一個觀點筑牢根基。對于敦煌學研究者而言，本書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對于關注西北歷史文化的讀者而言，它就像一把打開千年絲路文明的“鑰匙”；而對于文化傳承者而言，它也示范了如何從歷史中汲取智慧。

　　（《敦煌文獻與西北歷史文化研究》，李并成著，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