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蜀道千載 余響不絕——《蜀道十講》讀后

　　                             《蜀道十講》 蔡東洲 主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

　　                               漢中石門棧道 圖片選自《蜀道十講》

　　蜀道，是中國歷史上從關中平原穿越秦嶺、翻越巴山、到達四川盆地的交通大動脈。一般觀念認為，該道由“北四南三”構成，即北段穿越秦嶺的子午道、儻駱道、褒斜道、陳倉道和南段翻越巴山的金牛道、米倉道、荔枝道，也有將北段祁山道、南段陰平道納入蜀道體系的。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作為南北路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東西交流的重要通道，蜀道不僅承載著交通功能，更是一條蘊含豐富文化內涵的長廊。

　　由蔡東洲主編的《蜀道十講》一書，從線路演變、國家治理、歷史遺跡、石窟造像、摩崖石刻、古道樹木、文化交流、文學創作、書法藝術、域外文獻十個維度，全面生動地講述了蜀道的故事，對普通讀者了解這一古道及其歷史遺存頗具意義。

控蜀道 爭天下

　　蜀道，作為連接中原與西南地區的關鍵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它不僅是“路”，更是政治、軍事、文化交流的“橋”。《蜀道十講》不僅通過歷史文獻，還通過考古資料，梳理了蜀道的歷史淵源與地理演變。

　　據《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記載：秦惠（文）王時，蜀王不降秦，秦亦無道出于蜀。蜀王從萬余人，東獵褒谷，卒見秦惠（文）王。惠（文）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賀曰：“土者，土地，秦當得蜀矣。”秦王恐亡相見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王以為金便，令五丁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

　　“石牛便金”“五丁開道”，是關于蜀道如何得以開通的最廣為人知的記載。然而，《蜀道十講》細心勘察，通過比照《華陽國志》《水經注》等典籍，提出其中并無“秦亦無道出于蜀”的表述，指出金牛道在“五丁開道”之前已然存在，并佐以新石器時代陜南、關中與成都平原出土器物“文化面貌相似”，甲骨文中有“伐蜀”“克蜀”等考古學證據，廓清在秦惠（文）王之前，秦蜀之間已有道路聯通這一事實。

　　戰國時期，秦取巴蜀，不僅為秦國拓展了疆土，還使得關中與巴蜀這兩片沃土通過蜀道的連接，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整體。它結束了四川盆地長久以來相對封閉的狀態，為秦日后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和軍事基礎，也使巴蜀成為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據《蜀道十講》，蜀道還是后世王朝實施軍事行動必須爭奪的重要關隘。

　　楚漢爭霸期間，劉邦通過武關道爭取“先入關中者為王”的戰略引起了項羽的猜疑。從鴻門宴死里逃生的劉邦接受了“漢王”的封號，并在南下途中破壞了蜀道上的棧道。在“蕭何月下追韓信”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歷史故事中，劉邦最終依靠對故道（陳倉道）的控制和對關中平原的重新占領，開啟了東進的大門，建立了統一的漢王朝。

　　三國時期，蜀漢依托蜀道的險峻，多次成功抵御了曹魏的進攻。諸葛亮“六出祁山”“秋風五丈原”等故事，至今仍讓人潸然。

　　南宋時期，面對金軍的南侵，時言“無蜀則無東南”，蜀道因此成為宋金對峙的前線。張浚極力主張“經營川陜，保全東南”，正是基于蜀道在戰略防御中的關鍵作用。隨著宋蒙戰爭爆發，余玠在四川盆地的水陸要道修建了山城，實施“堅壁清野”（堅守壁壘，使敵人無法攻進陣地）的策略，與蒙古軍形成對峙。

　　鑒于巴蜀地區易于形成割據勢力，元朝采取了“犬牙相入”的治理策略，將原本屬于四川的漢中地區劃歸陜西管轄，從而對蜀道和巴蜀地區施加了制約。明清時期，無論是李自成等在蜀道與明軍的交鋒，還是清王朝利用蜀道為大小金川戰役運輸糧草，蜀道對于國家統一和邊疆穩定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直至近現代，蜀道在川陜蘇區的建立和解放大西南的進程中，依然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回顧歷史，一系列深刻影響國家統一的軍事行動在秦嶺與巴山之間的蜀道上反復上演。蜀道始終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長治久安的戰略要地。

存遺跡 記事功

　　蜀道作為中國歷史上極具盛名的古道之一，其價值絕非限于軍事、政治與商貿往來，它還是一條有著豐厚文化遺產與獨特藝術魅力的交流之道。

　　《蜀道十講》分門別類解讀了蜀道沿線的絕壁棧道、關隘城堡、石窟造像、摩崖碑刻等古道遺跡以及它們所承載的深厚文化內涵。讀者可以直觀地體驗蜀道所經歷的滄桑變遷，更深入地洞察古代建筑、宗教、藝術等領域的發展脈絡，從而理解蜀道在文化傳播和民族融合中所發揮的橋梁作用。

　　以石窟造像為例，《蜀道十講》指出，佛教石窟藝術大約在南北朝時期傳入四川地區并逐漸傳播開來。金牛道入蜀沿線的今四川北部廣元、綿陽、成都以及阿壩等地，都發現了相當數量的摩崖造像和可移動造像，表明佛教石窟藝術的傳播與蜀道之間存在非常密切的關系。

　　《蜀道十講》的精彩之處，還在于對蜀道石刻進行了詳細且精當的梳理。

　　古往今來，在蜀道上往來的赴任官員、南北商賈、文人墨客以及修棧開道的地方官吏，通過石刻這一形式，留下了燦爛輝煌的文化遺跡。根據內容，石刻可分為摩崖石刻、指路碑、示界碑、儀制令碑、警示石刻、功德碑記、題詠游記、造像與窟壁題記等。《蜀道十講》擇其要，對《何君閣道碑》《郙閣頌》《儀制令》等具有代表性的石刻進行了詳細介紹，對“石門十三品”與“蜀道漢魏石刻史料”作了列表式梳理。

　　鑿刻于東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何君閣道碑》，是旄牛古道上最早記載開鑿道路的紀功碑，全文共52字，簡略記述了蜀郡太守何君委派屬員在邛水上開通棧道的歷史事件。碑刻古樸端肅，隸書中兼有篆體筆意，四周有陰刻邊欄，上寬約73厘米，下寬約76厘米，縱長約65厘米，宛如一枚碩大的印章鑲嵌在古邛水邊的崖壁上。

　　摩崖石刻《郙閣頌》位于今陜西省略陽縣徐家坪嘉陵江西岸峭壁上（東漢此地名析里）。此地為古蜀道陳倉官道最為險絕之地，由于“漢水逆讓，稽滯商旅”，驛道經常阻絕，于是太守李翕派衡官掾仇審建造析里大橋，從此古道安寧，百姓歡欣，故刻此碑。碑為隸書，高1.72米，寬1.25米，共刻533字，其書法渾厚古樸，運筆沉郁穩健，是漢代摩崖隸書中的精品。

　　除造像與石刻外，《蜀道十講》對蜀道其余遺存的描述，也宛如一幅絢爛的長卷。從道通南北的路網體系，到惟天設險的蜀道關隘；從煙火人間的蜀道城鎮，到天筑堅城的蜀道城堡；從長虹臥波的蜀道橋梁，到梵宮真祠的蜀道寺觀，作者們無不用細膩的筆觸，描繪了蜀道沿線歷史遺跡的豐富多樣，讓筆者仿佛穿越時空，親身感受到了古蜀道的興盛與繁華。

                                                         述文脈 闡藝境

　　蜀道沿線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為歷代文人墨客提供了無盡的創作靈感。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文學史上關于蜀道的詩歌數量不少于兩千首，游記超百部，涉及蜀道的散文、題記、碑刻、銘賦、傳奇、小說、說唱、曲藝不勝枚舉。《蜀道十講》對蜀道上的文藝作品作了詳盡梳理。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人們對蜀道的第一印象，多來自李太白這首傳誦千古的詩篇《蜀道難》。《蜀道十講》不僅提及這首名作，還將展現蜀道之難的詩歌上溯至西晉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張載所作的《劍閣銘》，指出《蜀道難》“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或源自該作的“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對這兩首詩歌所呈現的蜀道之雄奇險峻、登峰造極作了細致的賞析。

　　從“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印象，到“宇宙之絕觀”的山水描繪，從“萬里同為客”的情感表達，到“思古之幽情”的懷古情結，《蜀道十講》將蜀道上的詩歌分門別類，將千古文人在這一古道上誕生的壯思或憂愁一一道來。無論是王勃的“江漢深無極，梁岷不可攀”（《普安建陰題壁》），還是盧照鄰的“丁年游蜀道，班鬢向長安”（《早度分水嶺》），抑或是張說的“他鄉對搖落，并覺起離憂”（《深渡驛》），陸游的“故山有約頻回首，末路無歸易斷魂”（《三泉驛舍》），蜀道上的詩歌，都反映了詩人的人生遭際與時代風云緊密相連，折射出詩歌既能證史又能抒懷的價值與意蘊。

　　蜀道不僅是一條文學之路，也是文化交融之路。書中細致地追溯了儒學、道教、佛教等沿著蜀道傳播與交流的歷史脈絡，講述了馬可·波羅、李希霍芬等域外旅人通過筆墨在蜀道上留下的外國文獻，既展現了文化在不同地域間流動與融合的奇妙過程，又展示了蜀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曾發揮過的作用。

　　如前所述，蜀道碑刻具有記述歷史的功能，而其更大的魅力，在于它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真實記錄與絕佳呈現。書中指出，在漢末魏晉鐘繇、王羲之等書法名家出現之前，中國書法已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藝術積累，“留存在蜀道上琳瑯滿目的各類碑刻，若論其字體，則篆、隸、行各體兼備；若論其風格，則樸茂雄渾和清秀流美各擅勝場、各有品貌”，漢魏摩崖石刻“大多率性而為”“具有一種原生性的藝術魅力”“能感受到書刻者強烈的生命意識”，可謂底蘊深厚，見藝術的真章。

　　《蜀道十講》一書，還從地理學出發，分析了蜀道沿線復雜多變的自然環境對文化傳播的影響和促進文化多元共生與發展的內在機理。這種跨學科視角，對蜀道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綜上，該著是一部學術價值與文化普及意義兼備的著作。讀罷此書，蜀道的壯美與悠久、深沉與厚重、詩情與藝境，宛在眼前。

　 （作者：熊梅，系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