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思想史與書籍史結合的新路徑

　　——評“陽明文庫”之向輝《王陽明的書籍世界》

　　作為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明代大儒王陽明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現當代相關領域研究者特別關注的對象。現有的大量研究成果主要沿著兩條路線展開：或以“人”為中心，研究陽明本人及其弟子的生平、言行、影響；或以“事”為中心，對龍場悟道、平定叛亂等與王陽明相關的歷史事件作考據述論。是否有超越于這兩種思路之外，為陽明研究別開一生面的可能？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向輝博士的新作《王陽明的書籍世界》（由孔學堂書局出版）對此問題作出了回應。

　　誠如作者在《導言》中所說，該書最大的特點是，運用書籍史的理論與方法，通過對與王陽明相關的現存或亡佚的各種書籍的考察，追尋王陽明的思想世界，從而對“陽明學何以成為陽明學”這一經典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答案。該書從書籍中的王陽明形象、王陽明本人的著作、門人弟子編纂的王陽明著作、后世發揚推闡陽明學的著作等多個向度，展現了一幅以書籍為中心的嶄新的陽明學畫卷。

　　角度的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陽明學研究的視野，讓人們注意到一些此前容易被忽視的細節。例如，該書通過梳理《傳習錄》的編纂刊刻史指出，王陽明門人薛侃等在其生前編集了純語錄三卷本，其后南大吉等在薛侃本的基礎上增補五卷陽明論學書信而成第二個版本，再由錢德洪在南大吉本的基礎上增補三卷續錄而成第三個版本。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內接續編纂《傳習錄》的舉動，充分體現出了陽明學人群體力圖擴大陽明學的影響力，與維護師說的純潔性、權威性的出版意圖，顯示了陽明學人對于立言著述的重視。與之相對應的是，王陽明的詩文集《居夷集》，雖然也是刻于王陽明生前，并一度翻刻甚多，但后世卻流傳孤罕。造成這一現象的表面原因，是《居夷集》的大部分內容都被收入《王文成公全書》。但這一解釋存在兩點不足：一是，為何在《王文成公全書》出現后，《傳習錄》仍有諸多單刻本，而此書無之？二是，為何《傳習錄》即便被收進《王文成公全書》，仍然能保持自身結構的穩定，而此書則被打散重編？從這一角度加以思考，可知此書罕傳的真正原因是，陽明后學中人或以為《居夷集》所收錄的都是王陽明貶謫貴州時期的詩文，且與心性之學關系不大。事實上，此書之所以得以刊刻，也是與部分王陽明門人“文以載道”的觀點有關。《傳習錄》與《居夷集》二書單行刊刻之一熱一冷，正從書籍的角度，見證著陽明學的發展走向，即心性的高揚和文學的隱退。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所討論的典籍雖然主要集中于陽明學，但得出的結論卻可以推廣到明清時期的全部書籍世界中。例如，正是有賴于《傳習錄》等著作和各種陽明年譜的不斷編纂、重訂、傳刻、衍生，使得陽明學在明代后期廣泛流傳。故盡管錢德洪認為踐履更加重要，多言恐淪于支離，但仍有鑒于當時“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的情況而新編《傳習錄》。書籍在晚明思想傳播中的重要作用，即由此可見一斑。而陽明年譜中反映出的刻書贊助制度，與宋儀望刊刻王陽明著作的事跡，也提示學者在研究書籍史過程中，不能僅注意某書的作者、編者、注釋者、刻工等人物，并且出資方與管理方在一部書籍的刊刻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對書籍最終刊成的面貌產生什么影響，也要納入考慮，否則結論便難免有所不足。

　　書籍是思想的載體，而思想是書籍的靈魂，思想史與書籍史具有著天然的不可分割的關聯。《王陽明的書籍世界》一書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并開啟了一條將二者相結合的新路徑。循此路徑而往，對歷代著名思想家如二程、朱子等，是否都可從書籍角度開展研究？對書籍史的研究，是否也不能僅限于“書皮學”的范疇，而要關注其背后的思想流變？這些啟示，即是該書的最重要價值所在。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