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女性作家訪談錄》：　　她視野下的求真與求美

　　　　對談雙方的溫暖感性充盈著這部作品，她們寫作的故事對世間萬物秉持著敬畏和悲憫，她們自己的故事折射出無與倫比的勇氣及韌性。

　　　　■ 戴瑤琴

　　　　“最好的作家訪談是創作與閱讀的延伸。”這是作家殘雪為《中國女性作家訪談錄》寫下的推薦語。

　　　　的確，《中國女性作家訪談錄》是一部“標桿性”的訪談錄，陪同讀者推開了30位中國女作家的文學世界，細致入微地創設“創作與閱讀的延伸”。書中每篇文章都由采訪手記和訪談內容兩部分組成，舒晉瑜以讀者、記者和研究者的三重身份，與作家真誠交流，完成對六代女作家人生經歷的梳理與文學理念的提煉。讀來深感，這部訪談錄既具有文學上的營養性，展現的精彩故事和豐沛知識，激發著讀者對文藝的興趣及反思；又有著對人生的滋養性，“寫”和“讀”在一條以對談搭設的創作心路里交互，升華出共情。

　　　　這也是一部非常實用的“創意寫作”參考用書。訪談提供了一種對優秀作家的近旁觀察，讀者可以在問題的指引下，在對話雙方的思想交鋒中，貼近創作者的心靈，了解她/他與家庭與社會與世界的關系，明晰其每一次創作探進或轉向。同時，還繼續闡發了“寫什么”和“怎么寫”兩大寫作的傳統問題，又進一步探淵索珠，解開作家“為什么開始寫”和“為什么繼續寫”兩個寫作的現實問題。諸位女作家持續不斷的寫作歷程折射出的魄力、定力與毅力，能夠激勵眾多熱愛文學創作的人，無論年齡不分地域不計職業地勇于表達并敢于逐夢。

　　　　書中的對談人作為不同代際的代表性作家，均論及寫作的一些共性論題，這既是她們個人體悟的創作啟示，又是生活累積的創作經驗。我從其間凝練出三個與“創意寫作”密切關聯的關鍵詞。

　　　　其一，童年閱讀。女作家坦言童年閱讀直接助益其后續文學之路，尤其提及兒童讀物與古典詩詞的關鍵作用，她們以赤心與純心為兒童和成年人寫童話。宗璞幼時讀《格林童話》《愛麗絲漫游仙境》及少年兒童讀物文庫，她強調“詩詞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終身伴侶”，并由此奠定“誠”與“雅”為其基本寫作風格。葉文玲在小鎮的閱覽室如饑似渴地閱讀，13歲已是一名當地小作家。陳祖芬直言“我的世界是童話世界”，她認為“童話是教你真善美”，在任何文體寫作中，她都極力保持童話般的感覺和文筆。陳染整個學生時代處于被閱讀包圍的狀態；殘雪五歲就接觸《安徒生童話》等作品；徐小斌看《紅樓夢》《聊齋志異》，小學階段選讀俄蘇文學；葉彌也是四五歲就讀《石頭記》和《普希金文集》。訪談中還出現了一本期刊——《少年文藝》，它與不少女作家結下了不解之緣。葉廣芩少年時讀《少年文藝》，60年后她以“不拿捏不矜持不端著”的文學觀寫作兒童文學。張抗抗小學五年級已在《少年文藝》發表作品，而王安憶曾任《少年文藝》的編輯。閱讀和寫作互生互促，構建了一個輸入到輸出的學習閉環。

　　　　其二，土地。女作家的故鄉和長期居住之地，潛移默化地介入其創作。應該說，地域鋪設出了文學的背景板。葉廣芩說“北京有我的根”，陜西掛職的歲月則為其寫作的供養。她認為作家和人民之間的理解與溝通，對文學創作而言“是太好的施肥培土”。畢淑敏認為她從西藏阿里生活的11年歲月受益終身，艱苦生活打磨出心理的成熟度與堅硬度，“遇事不大驚慌，也不刻骨銘心地懼怕死亡。對大自然心懷敬畏，對人性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馬麗華扎根西藏27年，藏區令她深刻理解“何處幸福，何處就是故土；誰人親密，誰人就是兄弟”。王安憶一再說與上海間存有一種“緊張”關系，“你的所有經驗都在這個地方，很難用愛和不愛去解釋這種關系”。山西在蔣韻心中逐步蘇醒，“我這個人，和我有關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被它塑造的。它隱匿在我的身體我的命運之中，不離不棄”。蘇州在范小青筆下盤旋不離；王旭烽一心建構“紙上杭州”，她以西湖為中心地標，致力于深耕中國雅文化。池莉自陳她與武漢，是“狗與狗窩”的關系，無論跑多遠總要回來。遲子建一直珍視東北黑土地，她強調沒有故鄉就沒有她的寫作。林白的一個論點極富啟發性，她說廣西本地生活的引力為“一種氣息”。確實，地域都有“氣息”的辨識度，而“氣息”由歷史、傳統、語言與個人經驗等集聚。

　　　　其三，則是歷史。30位女作家具備宏闊的創作視域，作品題材不同，皆具史觀，兼顧“時間的縱深”與“空間的延伸”。家族史書寫離不開人物雕琢。賀捷生以自己為主角復現青少年經歷；邵麗寫父母一代人及家族，從“審父”到“識父”的認知，令其再次沉浸于歷史、情感與命運。霍達走的路是亦史亦文，她認為“史學家的終點是小說家的起點”，“戲說”歷史之“戲”非“游戲”，而是“戲劇”。凌力和趙玫開發中國古代史，以歷史小說著力展現“沉淀下來的千年歲月是怎樣的精深博大、動人心魄”。地方史寫作貼合現代中國發展史。鄉村生活培育鐵凝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尹學蕓以情感為抓手寫鄉村寫基層；馬麗華跟蹤西藏變化，以紀錄片式“再現”藏區的景觀之美、人文之美、科學之美。無論“東壩故事”還是城市故事，魯敏在“敦厚鄉土”和“都市暗疾”兩種題材中，先將歷史設置為背景，再以加長“特寫”鏡頭，審視人性。葛水平和喬葉借助“田野調查”方法寫太行，記錄鄉村的歷史與現代化進程。徐坤、葉彌、魏微描繪時代逐潮中城與人的屢次起伏：葉彌采用“以江南寫中國”的思路追隨社會變革；魏微立足“遷徙態”，打造“抽象的故鄉”；徐坤始終堅守“與時代通行，為生民立傳，特別希望自己能真實記錄下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

　　　　圍繞著讀與寫、宏闊的歷史和腳下的土地，對談雙方的溫暖感性充盈著這本《中國女性作家訪談錄》。它用情感的療愈破除了虛懸的理論探討，我們從中理解作家，實則也是剖析生活，反觀自己。

　　　　如宗璞所說，“我想生活就是這樣，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失，舊的消失然而又有新的。”時代不斷地萌生新的問題，又向作家拋出新的命題，文學寫作必然纏繞著跋涉、回望、轉向、退卻和攀登。她們寫作的故事，對世間萬物秉持著敬畏和悲憫，她們自己的故事折射出始終求真求美的赤子之心和無與倫比的勇氣與韌性。

　　　　人生與寫作都需要這般勇氣、執著和樂觀——“那就是新的挑戰，快樂地迎上去吧。”

　　　　（作者系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大連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