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鵬山

　　在我看來，寫小說需要有講故事的能力，只要故事講得好，便能成為一個好的小說家，當然僅僅如此還不能成為偉大的小說家。如果要寫散文，基本功還真是讀書，讀足夠多的書，讀有分量的書，讀那些能支持你思維、思想和文字的書。20世紀80年代，著名作家王蒙曾呼吁“作家要學者化”，他是有感于當時作家讀書太少。縱觀中國古代的文學創作，其作者都是飽讀了經典的。

　　我一直關注穆濤的寫作，他的好多散文，就是寫他的讀書，寫他讀書的所得所感。寫書和讀書，是他生活這枚硬幣的兩面。

　　散文集《中國人的大局觀》是穆濤的讀書筆記，是他潛心讀史的心得。在這本書中，他從自然的“春秋”，談到中國人認知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過程，談到中國人天地時序觀念的形成過程。他從自然的“春秋”談到人的“春秋”，再談到以“春秋”命名的史書，談到中國人的歷史觀念、道德觀念及其形成。這一部分的內容，熔天文、地理、人倫于一爐，循世道規律，辨社會趨勢。對這樣的知識性話題，他談得毫不滯澀枯燥，而是清新活潑、風生水起。

　　在書中，他又談到《詩經》《尚書》兩本書的結集傳承，以及對中國世道人心的影響。這是中國文化的兩本大書，以“詩書”并稱，常常成為文化的代名詞，連廬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劉蘭芝，說到自家的家教時，都提到：“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詩書”后來由專有名詞變成泛稱，腹有詩書氣自華，詩書傳家，詩書繼世長，不一而足。讀本書的這一部分文字，可以增加我們對“詩書”地位、價值的理解，知道它們如何嵌入一個民族乃至每個人的精神深處。這一部分，作者還由《詩經》入手，比較了中國人和西方人不同的史詩觀。

　　這么一梳理，讀者可能覺得這是歷史筆記。這樣認為也不錯，因為作者此時就是一個歷史學者，但他首先是散文家，這本書首先是文學作品，歷史只是他的文學題材。面對這些悠久而龐大的歷史，他如同一個雕刻家面對一塊原石：用他的刻刀，把隱藏在原石中的形體解放出來，與我們坦誠相對，我們看到了藏在歷史中的多樣與豐富。

　　不過，畢竟是在寫歷史，作者非常克制自己的文學沖動。或者他本來就沒有作家常有的那種文學沖動，就是覺得這些歷史有意義，這些文化有價值，然后就這樣不刻意地寫下來了。他只是勾勒，把隱藏在紛繁事實中的某些點連成線，盡量客觀呈現歷史，把蒼茫歷史中的痕跡或烙印清晰地標示出來，交由讀者判斷。

　　史學家章學誠說著史“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本書繼承了這個原則。但著史豈可無是非？章學誠給出的辦法是：“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事實。”“寓褒貶于敘事”“寓褒貶于記述之中”這些是太史公的看家本領，作者近乎得之。但他不糾結一般人特別關注的歷史中海量存在的人事是非，他關注更大的問題。寫歷史，一定是寫問題。這本書中的文字，是在尋找一些問題的答案。比如，為什么中國成為中國？為什么中華文化能歷經幾千年而永葆青春？為什么古老之中國又永遠是少年之中國？為什么中國人的自然觀如此生動活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的美？這些都是大問題，都是有趣的問題。一本小書，顯然不能對這些問題給出充分的答案，但作者通過他的觀察，給出了一些必要的啟示。

　　（《中國人的大局觀》，穆濤著，陜西師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