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衛平（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茅盾研究會原副會長）曹慶慧（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茅盾先生的長篇小說《子夜》1933年1月正式出版，至今有90周年。90年來，這部作品的接受與闡釋經歷了跨世紀、跨時代、跨國界的歷程。回望《子夜》不斷經典化的過程，可以為當下文學創作提供一些彌足珍貴的啟示。同時，以茅盾先生為名的茅盾文學獎今年再次開評，這是當前國內最重要、最權威的長篇小說評選活動，寄寓著讀者對長篇小說創作的新期待。在這個重要節點，重溫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可以感受現實主義創作傳統在當下的賡續、創新和提升。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子夜》插圖版插圖 葉淺予繪 

　　《子夜》1933年初版 

　　從“暢銷書”成為“常銷書” 

　　1933年1月，《子夜》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在此前的《東方雜志》第30卷第1號上發表署名“侍”的《介紹〈子夜〉》：“中國新文壇自有長篇小說以來，大多數的題材尚屬知識分子的青年男女生活，這部《子夜》雖也有青年男女生活的描寫，而主要題材卻是廣闊得多了。”這應該是對《子夜》最早的接受和評價。第一位接受者的評介往往在以后的接受鏈條中代代相承，并不斷被豐富和完善。一部文學經典正是在不斷地被解讀、被闡釋中建構起來。

　　《子夜》一出版就成為暢銷書。茅盾后來回憶說，這部小說“3個月內，重版4次；初版3000部，此后重版各為5000部；此在當時，實為少見”。據當時的“文壇消息”和“出版消息”記載，某一書店一天內竟售出百余冊，復旦大學一處十天內共售四百本。

　　《子夜》不僅暢銷，評論者的反應也相當迅捷。僅1933年一年，報刊上發表有關《子夜》的介紹、評論等就有30多篇，其中雖有不同的聲音，但占據主流的是對《子夜》的高度評價。比如，禾金在《讀茅盾底〈子夜〉》一文中認為：“從中國的新文藝產生以來，到現在為止，《子夜》還是一部在含量上突破一切紀錄的長篇小說。”瞿秋白認為《子夜》“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歷史已經證明了他的論斷。吳組緗在評《子夜》的文章中認為：“中國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小說方面有兩位杰出的作家：魯迅在前，茅盾在后。”吳宓則從藝術、美學上盛贊《子夜》的“如火如荼之美”，認為《子夜》是“結構最佳之書。……人物之典型性與個性皆極軒豁，而環境之配置亦殊入妙”。盡管近年有學者考證該文未必出自吳宓之手，但不管出自何人，這種評價的存在確定無疑。到1934年又有多篇評論《子夜》的文章，此后幾乎是不間斷地出現，一直延續到1949年，《子夜》也從“暢銷書”成為“常銷書”。到1949年3月，《子夜》就印行了22版，總印數在10萬冊以上。到1951年12月，《子夜》出到26版。陳思廣《〈子夜〉的版本流變與修改述論》統計，到2019年，《子夜》共重版50多次，總印數已達2523800冊。新時期以后，《子夜》被改編成電影、話劇、連環畫，兩度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

　　與此同時，《子夜》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被譯成十幾個國家的文字，并獲得了國際上的普遍贊譽。美國的夏志清雖然認為在技巧方面《子夜》并沒超過茅盾作品《蝕》和《虹》的成就，但也承認“茅盾無疑仍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革命作家，與同時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遜色”。德國學者顧彬在看到中國文學批評界個別人否定《子夜》時，針鋒相對地提出茅盾是“符合時代的、創造體制宏偉的長篇小說的成功者”，并認為“從世界文學的角度看，他卻是一個技法高明的作家”。在日本，《子夜》是被翻譯最多的中國現代小說之一，小野忍、竹內好、松井博光等日本知名學者都給予其很高的評價。日本文學研究學者筱田一士還把《子夜》編入“20世紀世界十大小說”。

　　經典不僅“百讀不厭”，而且“百說不厭” 

　　和魯迅的《阿Q正傳》相似的是，《子夜》一問世即刻被經典化。以后，在長期的接受歷程中被不斷地解讀和闡釋。新中國成立以來，《子夜》進入學院派的研究，并進入文學史，獲得高度評價。王瑤認為《子夜》“是《吶喊》以后最成功的創作”，劉綬松認為“是繼魯迅《阿Q正傳》之后出現的一部杰出的現實主義巨著”。丁易說：“《子夜》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光輝。”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第一批茅盾研究專著，都對《子夜》給予重點關注。王西彥出版《論〈子夜〉》，這是第一本專門研究《子夜》的著作。到新時期和新世紀，先后又有孫中田、李城希等人的專著問世。

　　從新時期到新世紀，再到新時代，《子夜》一直是茅盾研究和評價的焦點、重點和熱點，經歷了“經典化—去經典化—再經典化”的歷程。從《子夜》問世到20世紀80年代，其經典地位基本確立。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出現了“去經典化”的聲音，個別研究者否定《子夜》，曾引起軒然大波。事實上，這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子夜》的文學史地位，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子夜》的關注熱情。到了新世紀，研究者重新撿拾《子夜》，對《子夜》進行了多種解讀和多元闡釋，這也是“再經典化”的過程。研究者不僅從文學性，更從政治、經濟、金融、社會、倫理、文化、人性、傳播、現代性、先鋒性等多重視角對《子夜》進行再解讀，同時，也將《子夜》與都市文學、左翼文學運動、海派的另一種傳統等諸多問題聯系起來進行再闡釋，體現出寬廣的“大文學”視野。這種多重視角的再解讀和再闡釋正反映出《子夜》豐富的內蘊，從而延續了《子夜》的生命。

　　經典作品作為一個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文化遺產，作為人類文明的累積性的成果和文化記憶，需要被不斷地再解讀、再闡釋和價值重估。學者詹福瑞在《論經典》中指出：“在傳播過程中，歷代讀者對經典發表了各種各樣的評價，并同經典文本一同流傳。因此，經典在其原生的文本層之外，又累積成了經典的次生層。”這種次生層拓展了經典的價值內涵和意義空間，從而讓經典在不同的語境下不斷煥發出新的光彩。正因為經典是一個不斷被解讀、被闡釋、被建構的過程，所以說，經典不僅“百讀不厭”，而且“百說不厭”。這也可以說是經典延續生命的奧秘。《子夜》正是這樣。

　　“未嘗敢‘粗制濫造’，未嘗敢忘記文學的社會的意義” 

　　新時代呼喚著新文藝。在新的時代語境下重溫《子夜》、梳理《子夜》經典化進程，對于今天的文學創作有重要意義。

　　《子夜》的故事發生在1930年春末夏初的上海，主要講述資本家吳蓀甫為發展民族工業，籌組經營信托公司，兼并八個小廠，既受困于勞資沖突，更受到金融資本家的圍堵，最終失敗的悲劇故事。這當然是個虛構的故事，但在小說中被鑲嵌在1930年5月至7月這段真實的時間里。這個時間段的重大歷史事件在小說中占據了不可或缺的位置。正如朱棟霖等人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13）》中所說：“茅盾在《子夜》中所選取和詮釋的歷史事件，表明了他對所處的‘當代’的一些重要傾向的關注。”

　　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當代作家承擔著“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職責，需要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子夜》的創作在反映時代、書寫時代方面積累了成功經驗。茅盾總是以自己的創作感應時代脈搏，展開時代思考，與時代同行。

　　茅盾說過：“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復雜的社會現象。”他回顧從1927年到1932年的創作經歷，總結說：“我所能自信的，只有兩點：一，未嘗敢‘粗制濫造’；二，未嘗敢忘記文學的社會的意義。”茅盾是一位具有社會科學家氣質和修養的小說家，正如葉圣陶所說，“他寫《子夜》是兼具文藝家寫作和科學家寫論文的精神的”。善于社會剖析是他的優長。《子夜》日譯者之一的尾坂德司說這部小說“實為中國現實社會的解剖圖”，高度肯定《子夜》的社會性品格。社會的表象層層疊疊，社會結構紛紜繁復，作家要錘煉透過現象揭示本質的能力，讓作品富有鮮明的社會性意義。

　　“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是當代作家的神圣使命。茅盾說自己喜歡規模宏大、文筆絢爛的作品。這正是史詩性的品格，也是茅盾的創作追求。日本學者筱田一士之所以將《子夜》列入“20世紀世界十大小說”，看重的就是“全社會的想象力”，也就是史詩性。當下的中國小說創作，呼喚史詩性、全景式的恢宏作品。有一個時期，一些作家有意疏離史詩性，解構“宏大敘事”，片面青睞“私人化寫作”“非理性寫作”，小說內容沉湎于雞毛蒜皮和雞零狗碎，墜入庸常，這顯然是偏頗的。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時代，都要有“史詩”。史詩性應該成為更多文藝家的創作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