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若瑟著《漢語札記》

　　孫璋譯拉丁語《孔夫子的〈詩經〉》

　　呂克特譯德語《詩經》

　　杜善牧譯西班牙語《詩經》

　　　　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在中國，《詩經》在古代文學發展和文化演進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海外，《詩經》早在公元前便已傳至周邊國家，是能與《荷馬史詩》比肩的中國文學作品。《詩經》被一代又一代讀者反復吟誦，具有突出的審美價值，同時也為海外讀者打開了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蘇聯漢學家費德林就曾高度評價《詩經》，說“它是中國古代的一部獨具一格的百科全書”。

　　　　考察《詩經》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可以發現，這部中國經典因其以情感人、寓教于樂的審美教育功能，產生了跨國界的影響力，傳遞出“溫柔敦厚”“以文化人”的中華文化特質。

　　　　在儒家文化圈的傳播

　　　　《詩經》的海外傳播是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開始的。由于歷史上同處儒家文化圈，受漢字和儒家文化影響較深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不僅引進、研讀《詩經》的漢字原本，還邀請中國經學家赴本國講學，學習儒家文化。

　　　　漢武帝時期，《詩經》隨“五經”一同傳入越南。李朝時期（1009年-1225年），越南效仿中國實行科舉制度，《詩經》開始成為越南應試考生的參考書目。后黎朝（1428年-1527年）時期，越南進一步借鑒中國科舉經驗，完善本國科舉制度，彼時《詩經》已是越南科舉“論經義”科目中的必考內容。1924年，越南詩人傘沱（本名阮克孝）等人翻譯的越南語《詩經》由河內的嚴咸出版社出版，是現存較早且較為完整的越譯本。

　　　　魏晉南北朝時期，《詩經》隨“五經”一同傳入朝鮮半島。朝鮮三國時代（公元前57年-公元668年），百濟國曾主動請梁武帝蕭衍派遣學者至當地講授《詩經》。新羅國則效仿中國科舉制度，設置了“讀書三品科制度”，其中選考“五經”等科目的考生被稱為“特品”。朝鮮王朝思想家、詩人許穆在其著作《詩說》中寫道，“故論《詩》，本之性情，達之聲音。先王有以厚人倫、重禮儀，使讀之者感發其良心，懲創其逸志”，是對中國古代儒家“詩教”理論的繼承和延續。20世紀下半葉，韓國漢學家李家源的韓語譯本不斷再版，受到朝鮮半島讀者及學者的關注。

　　　　《詩經》傳至朝鮮半島后，百濟國陸續派遣學者赴日講經，其影響也擴展至日本。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繁榮期，彼時日本不僅派遣留學生赴長安學習，同時還邀請唐朝儒生赴日本講學。奈良時代（710年-794年），《詩經》已被譯為日語，收錄于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漢詩選集《懷風藻》中。平安時代（794年-1185年），日本歌人紀貫之在首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中使用漢字作“真名序”，在文中提出“和歌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借鑒模仿了《毛詩》大序中的“詩有六義”理論，從中可見《詩經》對于日本和歌產生的深遠影響。

　　　　如今，堪稱經典的日譯本《詩經》共有兩部：一部是由專研中國古典文學的日本學者目加田誠于1943年完成，后于1991年由講談社修訂再版的《詩經》；另一部是由日本漢學家高田真治于1966年完成，由集英社出版的《漢詩大系：詩經》。

　　　　在歐美文化圈的傳播

　　　　《詩經》在歐美文化圈的傳播與耶穌會士密不可分。18世紀伊始，西方各主要國家的耶穌會士來華傳教。他們認為，將基督教教義與儒家思想進行本土化“嫁接”，有利于傳教，因此把研讀《詩經》當作了解中國文化與儒家思想的重要途徑。盡管耶穌會士研讀《詩經》的目的并不純粹，但卻在客觀上開啟了中國典籍在西方的傳播之路。

　　　　《詩經》最早由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于1728年引入歐美文化圈。馬若瑟翻譯了《詩經》中的8首作品，散見于其使用拉丁語撰寫的漢語語法著作《漢語札記》中。1830年，使用歐洲語言翻譯的首部《詩經》全譯本——《孔夫子的〈詩經〉》問世，該譯本是由法國耶穌會士孫璋翻譯的拉丁語譯本。基于這個譯本，德國東方學家弗里德里希·呂克特于1833年將《詩經》翻譯為德語。

　　　　1871年，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完成了時至今日仍然頗受歐美文化圈讀者盛贊的《詩經》英譯本。理雅各英譯本在翻譯《詩經》的基礎上增添了大量譯者評注，并在附錄部分設置了漢英詞匯對照表，拉近了歐美讀者與中國文化的距離。1896年，與理雅各英譯本比肩的法譯本《詩經》由法國耶穌會士顧賽芬完成。顧賽芬在為讀者展示《詩經》中文原文的同時，使用法語和拉丁語雙語對《詩經》進行了全篇翻譯，因此該譯本名為《詩經：中文、法語、拉丁語三語對照》。從18世紀開始，《詩經》逐步走進德語、英語、法語世界。

　　　　西方漢學界對《詩經》的譯介始終沒有停下腳步，各語種譯本不斷推陳出新。1984年，《詩經》的首部西班牙語全譯本由馬德里國家出版社出版，譯者為西班牙漢學家杜善牧。

　　　　20世紀伊始，歐美文化圈學者基于前人譯介成果，將《詩經》視為漢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建立了《詩經》研究的兩大主要范式。其一是法國漢學家葛蘭言確立的，他1919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的祭禮與歌謠》，以《詩經》中的《國風》篇為核心，采用民族學的研究方法，探討了古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國節氣及中國習俗。其二是由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確立的，他1950年出版的英譯本《詩經》采用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運用金石學相關知識，通過比照中國古代銅器、石碑、甲骨所記載的古文字，研究《詩經》中出現的古代漢語音韻。

　　　　彰顯中國智慧

　　　　縱觀《詩經》的國際傳播歷程，漢字文化圈各國引進并研讀《詩經》的目的，在于學習借鑒中國的儒家思想與文化；歐美文化圈各國則通過譯介與闡釋《詩經》，了解中國綿延千載的儒家文化，進而探尋中西文明之間的異同。世界各國在傳播《詩經》過程中，無一例外將體悟《詩經》所傳達的儒家思想與價值觀置于首位。

　　　　《禮記·經解》中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中展現的正是孔子“以詩化民”的詩教觀。同時，“溫柔敦厚”也象征著中國傳統價值觀中“以和為貴”的處世哲學，彰顯著“中和之美”與“中庸之道”。

　　　　學者王一川認為，“從‘詩教’的提出和目的，還應當看到中國古代對文化軟實力的認識。有關社會和睦、忠信、孝悌等倫理訓誡，不宜直接以強制方式或生硬方式去實施，而需要借助以詩歌為代表的藝術的魅力感染方式來委婉地傳達，也就是在‘溫柔敦厚’中達到倫理勸誡的效果。”從這一點上說，《詩經》能夠跨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隔閡，原因正在于它溫柔敦厚的特質和儒家塑造完滿人性的智慧。

　　　　（作者宮澤西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何明星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文化走出去效果評估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