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紙張診病的“古籍醫生”

　　修復古籍，是門磨工夫的手藝。方寸之間擺滿鑷子、棕毛刷、糨糊、裁紙刀等工具，在工作臺前一埋頭，不知不覺，幾個小時就過去了。

　　40多年來，國家圖書館研究員杜偉生這樣度過了無數個日夜。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古籍修復技藝代表性傳承人，他曾主持過敦煌遺書、《永樂大典》、西夏文獻等珍貴古籍的修復工作。

　　2012年退休之后，他被返聘回國家圖書館，除了繼續做修復工作，還會指點年輕修復師。每個工作日上午，69歲的杜偉生都會趕到國圖南區的修復室，這已成為一種習慣。

　　“人會得病，書也是”

　　杜偉生清瘦而健朗，神態冷靜堅毅。由于長期伏案工作，他落下了頸椎病。

　　“人會得病，書也是。”杜偉生說，“古人常常把書當作人來看待，書頭、書眼、書口、書背、書脊、書腳等，全根據人的身體部位來命名。”隨著時間流逝，紙張會老化、酸化、劣化……研究顯示，如果紙上的黃斑占比超過60%，保存期限就僅剩50年了。修復師要搶救的就是這類瀕危古籍。

　　在圖書館學、檔案學研究中，人們大概發現了200多種食書蟲（也稱“書蠹”）。它們和青霉、紅霉、黃曲霉等微生物都是書的“敵人”。此外，還有一些常見的人為破壞，例如撕皮、缺頁，或遭遇水與火的“洗劫”。

　　敦煌遺書誕生于公元398年，是國家圖書館館藏年代最早的古籍之一。在修復這些古籍時，杜偉生曾意外發現，一些書頁上均勻分布著燒灼后留下的窟窿。看著這些窟窿，他仿佛看見古人青燈黃卷、皓首窮經的情景，以及油燈不小心燒到書頁時古人驚慌失措的樣子。他覺得，這些細節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越修膽越小，越做越謹慎”

　　敦煌遺書最初修復時，采用的是行業慣用做法：將紙張搓薄，在后面貼紙，對古籍有一定的破壞。杜偉生說：“那時處于新老修復理念交替時期。接觸了越來越多的珍藏古籍、了解了其他可能的修復方法后，我覺得自己越修越膽小，越做越謹慎。”

　　1987年，杜偉生成了古籍修繕組組長，敦煌遺書修復工作因他的堅持而暫停。1991年再次啟動敦煌遺書修復時，他從前輩修復《趙成金藏》以及自己在英國修復敦煌遺書的經歷中汲取經驗，確定了搶救為主、治病為輔，采取最小干預的原則進行修復，最大限度地保護原作的內容、原料與裝幀形式。

　　杜偉生帶領組員以每月180米的速度修復敦煌遺書，一干就是10年。修復中，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種加蠟的硬黃紙，壓干后特別容易裂開。經過反復琢磨，他摸索出“分段壓平”的方法，成功攻克難題。

　　另一個絕活，是在修復《永樂大典》時被“逼”出來的。2002年，修復組決定采用不拆頁的方式修復《永樂大典》。杜偉生只能把工具伸進古籍中間“掏”著補，并根據感受不斷調整。今天，這種“掏補”技法已成為古籍修復的專業技法之一。

　　“這條路很窄，但是很長”

　　2007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成立。從事古籍修復的人逐漸多了起來。

　　古籍修復涉及文物學、化學、造紙學、藝術學等學科知識，具有交叉學科屬性。國圖新入職的修復師中，有許多學習化學、造紙等專業的高學歷人才。一次，有位年輕同事利用顯微鏡觀察紙的纖維結構，很快得出了紙張材質鑒定結果。這讓一向根據經驗“摸材質”的杜偉生深受觸動，也倍覺喜悅。他覺得：比起修書，人才培養和技藝傳承同樣重要——“這個行業雖然不大，但只要有書，就得有人”。

　　現在，杜偉生有三四十個徒弟。他認為，培養修復人才必須把學校教育和學徒制結合起來：“專業院校的優點是博采眾長，學徒制則能把師傅的技藝和工作習慣傳給學生。”

　　“這條路很窄，但是很長。”杜偉生這樣評價古籍修復行業。2001年，他執筆制定了《古籍修復技術規范與質量標準》。這位畢生情牽古書的“古籍醫生”，把賡續傳統文脈看成人生大事：“這不僅是修復師的責任，更是時代的責任。”（記者 王美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