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語境下的當代英國小說

　　脫歐語境下的當代英國小說

　　【深度解讀】

　　“脫歐文學”這一新興文學類型集中出現在2016年至今的英國文壇，特別是小說領域。其名稱由“英國脫歐”和“文學”兩詞組合而成，由英國學者克里斯蒂安·肖于2018年首先公開提出。

　　根植于英國歷史文化傳統，受到2016年英國脫歐事件的觸發，“脫歐文學”作品既包括那些直接回應或間接影射英國退出歐盟的文學作品，也包括那些探討英國脫歐后產生的后續社會文化、經濟、種族和世界主義發展問題的小說，其常涉及的文學話題往往與文化、國家身份、情感、共同體構建的討論有關。

　　1 “脫歐文學”的根源

　　2016年6月23日，時任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領導的保守黨政府組織全民公投，試圖引領英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奈何事與愿違，公投結果顯示脫歐派(51.89%)以微弱優勢戰勝留歐派(48.11%)。此后不久，卡梅倫宣布請辭，而英國政府也先后在特雷莎·梅和鮑里斯·約翰遜的引導下著手準備退出歐盟的各項工作，并最終于2020年1月31日夜間11點鐘正式退出歐盟，進入脫歐過渡期，直至2020年年底。這也標志著英國與歐盟長達大約47年的合作關系告一段落。

　　英國脫歐這一歷史事件不僅造成了英國政壇的震蕩，也“揭示了英國社會中固有的分化問題。”中國學者桂濤曾指出，英國脫歐造成的“不僅是脫歐派與留歐派之間的分裂，還有政府與議會之間、上院與下院之間、不同黨派和階層之間圍繞‘是否脫歐’與‘如何脫歐’議題的分裂，更有‘脫歐’引發始終有獨立訴求的蘇格蘭、北愛爾蘭與威斯敏斯特之間的分裂。”此外，它“還引發了全世界對‘歐洲一體化’與‘全球化’將何去何從”的爭論。

　　“脫歐文學”的出現具有很深的歷史根源，它不僅與2016年的英國脫歐事件有關，也與英國傳統文化有關。自古以來，英國與其他國家一直保有密切的往來，英國國民也與外來移民群體有著錯綜復雜的聯系。一方面，英國的近現代發展離不開跨國貿易，而外國移民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根據英國著名傳記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所言，本質上，正是移民的浪潮幫助倫敦繁榮起來。另一方面，一些英國國民自古以來對外國移民的到來便頗有微詞。阿克羅伊德所著的《倫敦傳》對此也有詳細的敘述。他寫道，早在1255年，僧侶編年史家馬修·帕里斯就為倫敦充溢著外國人的事實而哀嘆。此后幾個世紀中，英國人對“外來者”的不滿和不安情緒逐漸上升，并不斷為外來移民賦予貶義的刻板印象。1973年，英國加入歐盟的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但是，英國與歐盟的結合實則貌合神離。英國既沒有加入《申根協定》，也沒有使用歐元，始終以自身利益為準，游離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邊緣，并始終懷揣歐洲懷疑論，沒能樹立尤爾根·哈貝馬斯所說的歐洲身份、意識、歸屬感和情感。這也最終導致了它與歐盟的分道揚鑣。

　　2 “脫歐文學”的發展軌跡

　　“脫歐文學”作品并非只出現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后。早在1972年，英國著名女作家達夫妮·杜穆里埃在《不列顛萬歲》中就曾描寫過英國在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若干年后進行退出公投的景象。1998年，彼得·普雷斯頓的小說《第五十一個州》也虛構了一個類似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事件的故事。故事中的英國首相遵循亡父遺愿，帶領英國退出歐盟，并且加入美國，成為其第五十一個州。除了以上兩位作家，英國女作家扎迪·史密斯也常被評論家提及。她近幾年創作的《西北》《使館樓》和《搖擺時光》記錄了脫歐前英國社會氛圍和種族關系的變化，描繪了英國最終脫歐的語境。另外，艾·路·肯尼迪的《嚴肅的甜蜜》和喬納森·科的《十一號》也出版于英國脫歐公投前夕，揭示了當時英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諸多問題，例如保守黨的財政預算削減等，而正是這些問題直接或間接地導致英國脫歐提案的最終通過。

　　近四年，英國小說作家紛紛將目光轉向這個新的熱點話題。根據歐洲文學協會創始人羅希·歌德史密斯2017年進行的一項調查，大約97%的英國創意藝術行業從業者支持英國留在歐盟。英國著名作家伊恩·麥克尤恩2017年6月發表的評論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英國作家群體對待英國脫歐的態度。在脫歐公投通過一年后，麥克尤恩曾寫道，“我不接受這個近乎于神話的、充滿情緒的脫歐決定。不，我不相信。我不接受。”與麥克尤恩一樣，在英國脫歐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英國文學界對于此次事件的回應都偏向消極，認為英國脫歐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全球化進程，為全球范圍內的人文交流帶來阻礙，也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出現。

　　近幾年，許多英國小說都生動地刻畫了人與社會之間的微妙關系，特別那些被邊緣化的普通英國民眾和外來移民。其中的經典作品包括巴基斯坦裔英國作家穆赫辛·哈米德的《西行記》、特雷西·馬蒂亞斯的《聚會之夜》、馬克·比林漢姆的《如血般的愛》、山姆·拜爾斯的《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昂》、瑞秋·徹切的《戰場》、阿曼達·克雷格的《這片土地的謊言》、亞當·索普的《失蹤的費伊》以及琳達·格蘭特的《陌生的城市》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非阿莉·史密斯的《秋》莫屬。該書出版于2016年10月，被許多評論家認為是“首部主要的后英國脫歐小說作品”。故事中多個事件的發生時間與現實中真實事件的發生時間一致，使這本書在現實與文學世界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梁，將兩者連接在一起。在小說中，阿莉·史密斯先是借鑒了查爾斯·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開篇方式，暗示兩股相對的觀念以幾乎勢均力敵的方式撕裂了一個國家。這個景象和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時英國民眾的真實反應極為相似，甚至可以說，阿莉·史密斯的這段描寫就是對當時英國社會民間輿論分歧的真實記錄。從這個角度而言，“脫歐文學”的出現反映出了文學與社會以及文學與歷史間微妙的聯系。正如阿莉·史密斯的前輩——查爾斯·狄更斯、馬克·吐溫、托·斯·艾略特等人一樣，阿莉·史密斯也在她的作品中暗示了文學與現實間的聯系。

　　《秋》關注了女主人公伊麗莎白與年邁的移民作曲家丹尼爾·格魯克之間的交流。故事背景設置于英國脫歐后一個月，伊麗莎白在家鄉與格魯克共同目睹了脫歐為原本寧靜的英國村莊帶來的變化，描寫了代表著英國普通民眾的伊麗莎白是如何懊悔自己當初的“無動于衷”，并且哀嘆象征著舊歐洲價值觀和“快樂”的格魯克行將就木以及出現在英國的“一種全新的疏離感。”更重要的是，《秋》暗示了彌漫于當下英國社會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不僅關乎英國在未來與歐洲乃至世界之間關系的發展，也與英國老百姓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關。小說著重刻畫這類不確定的氛圍如何籠罩著英倫半島，對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帶來了一種精神上的壓迫，讓他們感到困頓迷茫和無所適從。

　　3 “脫歐文學”的創作特點

　　在脫歐發生之后，“脫歐文學”作品主要體現出兩種不同的寫作方式。

　　首先，大多數“脫歐文學”作品表現了英國社會在脫離歐盟后反烏托邦的一面，暗示了大英帝國在脫離歐盟之后的進一步式微。許多“脫歐文學”作品從不同的角度想象和構建了一個脫歐后的英國社會以及其中的人民生活，特別關注了脫歐后故事主人公的生活環境以及經濟狀況，借此暗示英國脫離歐盟對于英國社會和英國民眾生活造成的直接影響。通過描繪脫歐后英國的市井百態、民生走向，“脫歐文學”作家們實踐著穆赫辛·哈米德提及的“展望未來”的方針，即雖然我們可以回憶過去的經歷，但是我們也能想象其他人的未來是怎樣的。畢竟，作為一名作家，相比回憶，我們更應該去訴說未來。

　　其次，“脫歐文學”作品也常常反思探討英國脫歐結果出現的根源。與第一種寫作方式不同，這種寫作方式更關注于過去，不僅談論了脫歐派和留歐派兩個對立的陣營，同時也思考了久存于英國社會中的多種對立，例如，城市與農村、商業中心和老工業基地、當地人與新移民、精英階級和普通老百姓等。此類作品主要包括喬納森·科的《英格蘭中產》、瑞秋·卡斯克的《榮譽》、道格拉斯·波德的《謊言時刻》、邁克爾·帕拉斯克斯的《兔人》、大衛·博伊爾的《路的遺跡》、現任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的父親斯坦利·約翰遜的《把柄》、梅麗莎·哈里森的《大麥地里的一切》、莎拉·莫斯的《魅墻》以及伊恩·麥克尤恩的《蟑螂》等。

　　其中特別需要特別關注的作品是安東尼·卡特萊特的《切割》。這部作品同樣探討了英國走上脫歐之路的根源，但它是為數不多的一部站在脫歐派英國民眾立場來創作的小說。故事發生在英國西米德蘭地區的老工業基地達德利，作品深層次地分析了脫歐派英國民眾的心聲與訴求，特別關注了英國工人階級白人群體的境遇。通過故事男主人公凱羅·朱克斯，來自倫敦的女電影制片人格蕾絲·特萊維希克意識到了脫歐派英國民眾觀點的復雜性。對于以朱克斯為代表的英國普通工人群體而言，英國加入歐盟后到來的大量東歐經濟移民以及產業外包不僅使英國本土的工業產業走向衰落，而且也把他們的生計逼上了絕路。因此，脫歐的選擇對于他們而言并非完全出于對歐盟的厭惡，也不僅僅是擔心自家餐桌上的面包和牛奶或是自己的住房。更重要的是，通過脫歐，他們感到自己重新獲得了那一份已經失去已久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既是社會治安和工作福利方面的安全感，更是文化層面的安全感。這也是為何在2016年的脫歐公投中，英國多個老工業基地的脫歐選票比率大于60%的原因。同時，故事中兩位主人公的對話也揭示了英國社會一直存在的深層次階級分化和矛盾，特別是精英階級和中下層階級百姓間不可調和的隔閡。

　　正如英國評論家理查德·凱利所言，“小說作家能夠自由地挖掘人物、沖突、難以言表的情緒和鑒別、困境和矛盾。而英國脫歐顯然為他們提供了這樣的素材。”一方面，英國脫歐為許多作家提供了創作靈感。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脫歐文學”也將英國小說作家們團結在一起，在文學的想象世界中，為英國脫歐后的英國社會和英國人民提供了一塊棲身之地，使他們可以重新思考英國脫歐的發展過程和英國未來。隨著英國脫歐已然塵埃落定，并將在明年結束脫歐過渡期、實質性地脫離歐盟，筆者相信在未來的一段時期之內，關注探討英國脫歐的文學創作還將持續，并且將很有能與全球化等議題相聯系，形成新的風格，進一步拓寬“脫歐文學”的藝術領域，增強它的美學價值。

　　(作者：黃 強，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