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古記》：關于一個村莊的純粹寫作

　　小魁 

　　1920年左右，卡夫卡給女友的信中寫道：“我正在讀一本關于西藏的書。讀到對西藏邊境山中一個村落的描寫時，我的心突然痛楚起來。這個村莊在那里顯得那么孤零零，幾乎與世隔絕，離維也納那么遙遠。說到西藏離維也納很遠，這種想法我稱之為愚蠢。難道它真的很遠嗎？”

　　分別一年，陳莉莉回到支教過的西藏然烏鎮。在一個餐館，她端詳著身邊的孩子。一年前她還在村子里給他們上課，孩子長大了，都到鎮上上學。陳莉莉點了幾份炒菜，因地理因素，菜到了這兒就變得昂貴，成了稀缺。先上炒土豆絲，孩子們一搶而光，后上炒菜花，又一搶而光。如此吃相，孩子們也不好意思起來，喃喃說：“莉莉老師，你是不是覺得我們像豬啊？”

　　后來在北京，在一個私人場合，陳莉莉講了和孩子們吃飯的事情，我頓感疼痛，眼睛濕潤了，想起卡夫卡的疑問，方才明白，遙遠與否，誰又能真正地理解呢。陳莉莉把卡夫卡的疑問置于《來古記》的結尾處，算是借用了卡夫卡的疑問發問，但一樣沒有答案。

　　來古村的藏語意思是“隱秘的世外桃源”，它真的是一個理想之處：古老、鮮活、安靜、樸素。陳莉莉就住在學校里，她住的那間房子，窗外是冰川，樓下就是教室。

　　后來，一個內地的高級教師來旅游，自信地接過陳莉莉的課堂，滿懷熱誠，想給孩子們上一堂優秀的語文課。然而，她不會說藏語，孩子們不會說漢語，她強烈的表達欲，始終找不到聽眾，課堂變成了自言自語。

　　陳莉莉觸到了生命，開始反思。陳莉莉的寫作，是把視野投向每個鮮活的生命，盡可能地避免遺忘、忽略，用她的細膩講述青稞酒、酥油茶、當歸、蟲草、轉經筒、朝圣，還有老阿媽、卓嘎，等等。

　　老阿媽要去拉薩朝圣，陳莉莉去送保暖衣物和路上應急藥品。在村民擁宗家門口，她等到念經出來的老阿媽。

　　“月光下，我跟她說不同藥的作用以及怎么來吃，告訴她出門在外要多穿衣服，并把我找出來的厚衣服披在她身上。她伸手過來摸我的臉，又一次將她的額頭貼上來，再把我的額頭貼在她的額頭上。她把我攬在她的懷里，掉下來的眼淚，滴在了我的臉上。”

　　濃烈的情感之下，娓娓講述，這樣的文字，我讀了一遍又一遍。像許多藏民一樣，老阿媽不會說漢語，她也沒有說話，陳莉莉也說不出幾句完整的藏語。可能那就是那種最偉大的人類情感。甚至都可以想象，當老阿媽眼淚滴下，瞬間就消融了族群間的隔閡。

　　海拔4000米之上，有著怎樣的生活？也許太多人無法想象，那里太過遙遠，也過于寒冷。不僅如此，布達拉宮、寺廟、冰天雪地、牦牛等物體，成為不多的符號，覆蓋了眾人對藏地的認知。非常幸運，有了陳莉莉的寫作，它幾乎擊碎了最堅硬的壁壘，驅趕著干癟、貧乏的認知。

　　閱讀《來古記》，能看到，陳莉莉的生命與那片土地有著高度的契合。這樣說，主要是因為當陳莉莉“越來越被納入到他們的圈子里了”的時候，她竟還不能與當地人進行語言交流。不過也沒有什么關系，契合，就是一個平實、淡然的生命，遵循內心，尊重藏地的生活、生命，而這也給了她一種超越語言的特殊能力。如涓涓細流，她在那里生活、教學、做赤腳醫生（做一些簡單的救助工作），瑣碎、平常，每天也都忙忙碌碌。

　　語言本就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阻礙，情感是生命中最純粹最有力量的東西，正是它，讓陳莉莉放松下來，融入了當地的生活，迅速地把一個陌生的漢族女子變為來古村的丁增卓瑪。

　　我更愿意把《來古記》看作一份純粹的記錄，因為，她的文字里有一種曖昧，可能這是陳莉莉的書寫更為珍貴的一個方面。

　　村子文化教育程度低、孩子不肯讀書，這是現實。在來古村的一年，陳莉莉自覺不自覺地也想改變它。因此，陳莉莉常去做家訪，想盡可能地把孩子從青稞地里拽出來。

　　故事是一種隱喻，可以理解為藏地孩子不喜歡讀書與熱愛自由之間的關系，也可以把火車駛來的遠方認為是藏族人向往著的無拘無束的生活，或者孩子只是向往，他也許更熱愛腳下的土地。這一切是曖昧的，沒有答案，就像卡夫卡的疑問一樣。陳莉莉敏感于此，也讓她的文字更為坦誠。

　　離開來古村后，每一年，陳莉莉都會返回村子，去看望孩子們，也一起吃個飯，聊聊分別后的日子。但在餐館吃飯的事情，讓陳莉莉很難過，她和孩子們的距離，那一瞬間，被拉得咫尺天涯，即使他們的關系已那樣親密。

　　另一方面，這樣的事情，也讓陳莉莉意識到，她和孩子們，和村莊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她說，在結束城市生活后，還要回到來古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