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與歷史上的瘟疫

　　文學作品與瘟疫之間的關系由來已久。無論是瘟疫在全球范圍內大流行之際還是當它銷聲匿跡之時，它都與文學的發展以及文學作品的創作息息相關。雖然它們之間的這一層關聯在瘟疫偃旗息鼓時常常被人遺忘，但是隨著近來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升級為一次全球性危機，這兩者間的關聯再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1、黑死病下的吶喊

　　歷史上，瘟疫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世界各國文學作品的創作，為它們提供了寫作背景和創作靈感。

　　1347年至1353年期間席卷全歐洲的“黑死病”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據估算，它在全球范圍內導致超過7500萬人死亡，部分疫情重災區的死亡率甚至在80%到90%之間。提起黑死病，總會讓人想到圣塞巴斯蒂安的雕塑。在歐洲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傳統文化中，圣塞巴斯蒂安是瘟疫受害者的守護者。正如美國作家約翰·凱利在《大型死亡：黑死病的歷史》中所言，“對于(當時的)許多歐洲人來說，瘟疫是造物主的懲罰”。傳說中，每當瘟疫即將降臨，圣塞巴斯蒂安都會為世人祈禱，保佑正直之人免受瘟疫的懲罰。而圣塞巴斯蒂安也受到了許多藝術家的青睞，成為眾多歐洲畫家勾勒筆觸下的男主角。在安德烈亞·曼特尼亞、埃爾·格列柯和彼得·保羅·魯本斯的畫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圣塞巴斯蒂安偉岸的身軀和他身上插著的象征著瘟疫的箭矢。箭矢似乎將藝術世界與瘟疫聯系在一起，對原本不可言喻的瘟疫進行了視覺化呈現。

　　在經典文學作品中，喬萬尼·薄伽丘的《十日談》也許是關于“黑死病”最為人熟知的文學作品。薄伽丘的故鄉是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在黑死病橫行的日子里，佛羅倫薩是名副其實的重災區，大約80%的居民不幸感染離世。作為疫情的親歷者和見證人，薄伽丘以疫情為背景，寫下了《十日談》，敘述了七女三男在佛羅倫薩郊外隔離的十天內講述的一百個故事。這些故事多數是一些詼諧幽默、下里巴人的趣聞軼事，其中一些甚至是粗俗的段子。但是，正是這種自隔離點內散發出的世俗氣息，表現了薄伽丘對于生命的認識，特別是在人類受到瘟疫威脅的大背景下。在書中，薄伽丘寫道，“來到這個世上的每一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權利，去延續、保護和捍衛自己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薄伽丘的話可以被理解為他面對瘟疫殘忍地熄滅生命之光時的傾力吶喊。同時，他的話也可以作為其對文學作品或文學敘事功能的理解，即文學可以充當緩解人們身體和精神痛苦的鎮痛劑。在薄伽丘看來，生命終將逝去，瘟疫也許永不會消失，但唯有文學可以在殘酷的死亡面前昂首挺胸，延續、保護和捍衛人類的生命。如果瘟疫向人類炫耀著它們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那么，薄伽丘的“吶喊”則是人類文明面對挑戰時吹響的反擊號角。

　　2、倫敦大瘟疫中的恐慌

　　英國著名傳記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曾在為倫敦城書寫的傳記《倫敦傳》中，記錄了眾多英國作家對1665年至1666年間發生在倫敦的淋巴腺鼠疫疫情(也常被稱為“倫敦大瘟疫”)做出的回應。

　　自從倫敦開埠以來，它似乎就與疾病和瘟疫共生共存。早期的倫敦城，規劃混亂，污水橫流，垃圾遍地，是細菌和病毒滋生的“培養皿”。早在1600年，托馬斯·納什就曾感慨“自冬天以來”的“瘟疫和災禍”使“倫敦讓人悲傷，蘭貝斯一片荒涼，生意人悲嘆，人生出世就是一場受苦受難”。納什話中的“苦難”與“悲傷”似乎預示了六十多年后發生在倫敦的悲劇以及彌漫在人們心中的絕望情緒。據統計，這場發生在倫敦的大瘟疫奪去了超過8萬倫敦人的生命，相當于當時五分之一的倫敦居民在此次疫情中喪生。

　　當大瘟疫自圣賈爾斯地區爆發時，丹尼爾·笛福正值垂髫之年。通過自己的所見所聞，笛福知曉當時的民生百態和患者疾苦，并在他的作品(特別是其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紀事》)中不時地流露出對瘟疫的恐懼。當笛福回顧倫敦大瘟疫時，他事無巨細地描繪了他所生活的倫敦城是如何遭受“高燒和傷寒”的“撕裂”。根據阿克羅伊德的記述，笛福筆下的倫敦變成了“活生生、受煎迫的生靈，而不是威斯坦·休·奧登詩里所謂的‘抽象的市民空間’。倫敦備受‘高燒’煎熬，‘淚流滿面’。其‘容顏頓改’，‘蒸氣和煙氣’在街巷盤繞，如同被感染之人的血液”。這座城逐漸使人們“完全陷入絕望”，使人們開始尋找其他的精神寄托，擺脫周遭痛苦，克服內心的恐懼。在笛福的記敘中，一些倫敦市民“返投迷信”，被先知、解夢者、算命人、占星師、江湖郎中甚至巫師嚇得“魂飛魄散”，騙得傾家蕩產。他們病急亂投醫，購買“護身符”，沖到街上懺悔，做出各種后世之人視為瘋狂而荒謬的舉動。在這樣的背景下，笛福評論道，“在當時，倫敦人的古怪脾性，極大程度上造成自身的滅亡”。而這一切都是源于人性中隱匿的那一份對于未知事物的恐懼。

　　雖然英國王室在疫情結束后，著手改善倫敦地區衛生條件，類似的瘟疫也再未出現，但是這次瘟疫對于后世的英國文人影響十分深遠。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眼中，倫敦城赫然就是一座“瘟疫之城”。簡·奧斯丁也曾寫道，“在倫敦，找不到一個健康的人”，在那里“無人能夠保持健康”。久而久之，這種對于倫敦城的悲觀論調逐漸演化為了一種恐慌情緒，折射出藏匿于人性深處的那一份懦弱。當描寫瘟疫時，恐懼成為許多英國作家共有的情感體驗。1762年，當詹姆斯·鮑斯威爾訪問倫敦時，他頗為“擔心自己得了傷寒”。在威廉·布萊克的《倫敦》中，當敘述者走過泰晤士河畔的街巷時，他觀察著“路過的每一張面孔”和面孔上呈現的“虛弱”而“愁苦”的印記，同時聆聽著“嬰孩恐懼的啼哭”。這聲聲“啼哭”似乎暗示了整個倫敦城和生活在其中的所有居民在瘟疫面前已然退化為稚嫩無助的嬰孩，對瘟疫的突然出現感到恐懼至極。而這“嬰孩恐懼的啼哭”聲似乎早已響徹在了笛福和其他一眾英國作家的耳中。

　　3、二十世紀的思考

　　當人類社會邁入二十世紀的大門，文學家們對于瘟疫的態度和反應漸漸發生了變化。與十七世紀倫敦“啼哭”的“嬰孩”不同，二十世紀作家們逐漸成長為更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在面對瘟疫話題時，他們已不再一味地展示瘟疫的可怕破壞力，抑或單純地發出誓死迎戰瘟疫的“吶喊”。反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更傾向于從瘟疫話題入手，對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更為深刻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在他們看來，瘟疫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隱喻，流竄在花花綠綠的圖書封面之下。一方面，瘟疫常被一些作家們用來比喻社會的頑疾。另一方面，它亦常被一些作家們用來反思人性的復雜和微妙。

　　阿爾貝·加繆在《鼠疫》中，描寫了里厄醫生等一批人抗擊鼠疫的過程，歌頌了他們無畏的抗爭和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同時，加繆也借此故事，通過諸多“荒誕”而又“現實”的情節，用發生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小城奧蘭的鼠疫事件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文明、社會體系以及道德標準的崩壞與垮塌。而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猩紅疫》延續了十九世紀著名女作家瑪麗·雪萊在《最后的人》中對于瘟疫傳染性及其影響人際交往關系方面做出的思考，并借鑒了埃德加·愛倫·坡在《紅死魔的面具》中描寫的紅死病意象。在《猩紅疫》中，杰克·倫敦將故事背景設置在2073年，通過記敘詹姆斯·史密斯在猩紅疫爆發前后的所見所聞，展現了疫情蔓延狀態下人類社會和文明走向末世的圖景。在故事中，瘟疫導致了家人間的猜忌隔閡、鄰里鄉民間的火并以及人類社會模式和文明進程的顛覆性改變。面對這一切，身為教師、肩負延續人類文明使命的主人公無奈背井離鄉，返鄉后在教育孫子時又力不從心，這些都暗示了一股新的思潮，即真正威脅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并不是瘟疫，而是人類自己。

　　此外，二十世紀文學與瘟疫主題間關系還有另外兩個特點。首先，作家群體對瘟疫的關注更加多元。在二十世紀，幾乎每一次瘟疫的爆發都會吸引作家們的關注，雖然這種關注可能存在一定滯后性。約翰·奧哈拉的《醫生之子》、威廉·麥克斯韋爾的《他們如燕般到來》、托馬斯·沃爾夫的《天使，望故鄉》和凱瑟琳·安·波特的《灰色馬，灰色的騎手》，都不約而同地對西班牙大流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描寫。此外，羅賓·庫克的《爆發》對埃博拉病毒疫情做出了回應。其次，作家對瘟疫主題的詮釋更加豐富。邁克爾·克萊頓在《死城》描寫的瘟疫源頭來自于外太空；史蒂芬·金的《末日逼近》中提及的超級流感病毒意外泄露自美國實驗室；以馬克思·布魯克斯為代表的一系列科幻作家將瘟疫主題與僵尸意象進行關聯，探討了末日世界中人類的求生歷程，思考了人類與生態系統間的關系，反思了人性的邊界，吸引了廣大讀者的關注。

　　4、二十一世紀的啟示

　　在新的千禧年到來后，隨著工業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全球性突發公共衛生危機爆發的頻率和影響力都呈現上升之勢。“非典型肺炎”疫情、甲型H1N1流感疫情、埃博拉病毒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瘟疫都挑戰了人類醫學發展水平和各國政府防控能力。特別是近期在全球范圍內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正常國際秩序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這也印證了我們在眾多文學作品中的所見，瘟疫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見證了人類文明的興起，同時也折射出人性中的恐懼焦慮、趨利避害、勇敢不屈和同情憐憫。

　　但正如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所言，“團結定能勝利”。我們堅信，當世界各國均面臨來于瘟疫的挑戰時，只有通過推進國際疫情防控合作、維護和健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體系，團結一致，協同合作，才能抵抗瘟疫的挑釁和肆虐，延續人類社會與文明的繁榮發展。也許，這也是瘟疫為文學界帶來的一個新的啟示，以及新的任務。

　　(作者：黃強，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