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反映一個國家和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自覺意識和繁榮發展文化的主動精神。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新時代擔負新的文化使命，必須深刻把握中華文化的鮮明特質與中華民族的價值旨歸，更好地堅守和高揚文化主體性。

　　文以載道：中華文化的鮮明特質

　　理解和把握文化主體性，首先要理解“文化”的內涵。

　　“文”的甲骨文釋義為：“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畫之紋飾，故以紋身之紋為文。”《說文解字》釋為：“錯畫也。象交文。”“文”最初指各種交相錯雜的紋理；后來衍生出多種意思，如文字、符號或器物典籍、禮樂制度等。“化”的甲骨文釋義是變化，即事物的性質或形態改變。《說文解字》釋為“教行也”，即教化人。“文化”一詞最早體現于《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以說，“文”就是一個族群或國家的日用倫常、典章制度、建筑藝術等一切式樣，這樣的一種人文式樣得到其他族群的認可和效仿，并在交流中得以演進，便是文化生成與發展的實質所在。

　　在中華文化中，文和道的關系極為密切。古人逐步認知和效法天地自然，形成了合于天道的人文。荀子說：“圣人也者，道之管也。”意為賢明之人明白宇宙人生大道，一言一行都不逾矩，所作所為皆是道的外顯。《文心雕龍》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即古圣先賢通過“五經”等典籍文章提出了促進身心和樂、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天下和平的常道，使人們可以遵循效法。

　　道貫穿于人的日用倫常和技能藝術當中。各行各業都有其道，如琴道、棋道、茶道、醫道，等等，均以道貫之。中華民族之人文，其本身即道之文，包含文以載道的特質。韓愈提出“文以明道”，周敦頤提出“文所以載道也”。唐宋以后，文以載道成為一種普遍文化共識。這種將“文”與“道”緊密相連的思維方式，構成了中華文化獨特的精神標識。

　　古人將道德、價值、理念記載在經、史、子、集之中，體現在禮法制度的設計乃至詩詞、歌舞、戲劇、小說、建筑、雕塑等各種文學藝術形式上，從而達到教化人心、移風易俗的效果，即以文化人。《禮記》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人強調通過教育培養民眾的道德情操，使其明德行仁，樹立志在圣賢的人生目標，進而塑造向上向善的社會風尚。這種“化”的過程并非強制性改造，而是春風化雨，潤物無聲，通過文章、禮樂、藝術等易于接受的方式，潛移默化地改變人的氣質，達到“化人”的效果。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強國之‘強’最終要體現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狀態、文化修養上”，強調“重視發揮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養全民族昂揚奮發的精神氣質”。以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文化養人心志、育人情操，在豐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同時增強團結奮進的精神力量，對于推進文化強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我們要積極營造良好文化生態，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在破立并舉、激濁揚清中營造清朗、健康的文化環境。

　　有志于道：中華民族的價值旨歸

　　“君子志道”是中華文化中成就理想人格的基石。孔子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道、德、仁、藝的排序展現了中華文化對崇高境界的追求。志是發自內心的持守與追求，使人能夠抵御外部環境的裹挾，實現自我的主宰。道是天地運行和日用倫常的普遍規律和法則。《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華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中華民族是“志于道”的民族。無論是處理與家國社會的關系，還是處理與天地自然的關系，中國古人都崇尚循“道”而行。

　　歷史上，古圣先賢和仁人志士都將“志于道”作為修身治國的價值旨歸。孔子強調“人能弘道”。曾子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他們立志于弘道濟世，強調修身明德的內在實踐。孟子提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強調順應“道”來修身治國，才能達到理想效果。這種將“志于道”貫穿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取向，使得中華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鑒過程中，吸納融合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淘汰有悖于“道”的部分。“志于道”的價值旨歸使中華民族在文化交融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自信。

　　中華民族“志于道”的價值旨歸和中華文化“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特質，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續至今、從未中斷的悠久文明，并始終保持文化主體性。“人”“文”“道”共同鑄就了一個有機整體，使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始終保持生生不息的創造活力。

　　志于道，首在務本，成在行動。務本，就是務求了解事物的根源或主體，把握事物的規律和矛盾，作出正確判斷，確立正確目標。行動，就是積極投身生活的洪流，在日用倫常中真誠做事、用心感受。從孟子“舍我其誰”到范仲淹“先憂后樂”，從張載“民胞物與”到顧炎武“匹夫有責”，一代代有識之士在弘道中體悟生命的內涵。如今，我們更要堅定道不變、志不改的信心和決心，適應時代發展變化，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實現社會價值與自身價值，獲得更為崇高、更為豐滿的價值感。

　　守正創新：高揚文化主體性的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文化建設來說，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不斷強化文化主體性、不斷增強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必須堅持守正創新。

　　守正是創新的基礎，為創新樹根立本。中華文明一路走來，始終遵循著“合于道”的發展之路。守正，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用真理力量激活文明基因。要堅持“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筑牢道路根基。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確保文化建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創新是守正的手段與動力，提供了更豐富、更現代的“載道”和“化人”的形式。創新，創的是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新時代的文化創新體現在多方面：在內容上，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獨特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質，使其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比如，從“民為邦本”的民本理念升華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天人合一”的哲學智慧凝練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共識，從“天下為公”的崇高理想拓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倡議，等等，都是話語創新的典范。在形式上，國家通過立法設立烈士紀念日、國家公祭日等重要紀念日，使其成為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有效載體，等等。這些創新方式方法潛移默化地滋養著當代人的精神世界，更好地激勵我們牢記初心使命，繼承前人志事，敢于奮斗，勇于擔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回望過去，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在守正創新中不斷鞏固和完善。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我們必須扎根中華文化沃土，堅持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文化傳統和志于道的價值旨歸，秉持守正創新的發展原則，持續推進“兩個結合”，筑牢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根基，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作者：劉震寰）